簽署此項協議除展現出英國對印太事務參與的決心，更進一步加強日本與英國在印太安全上的合作，符合近兩年英相強森希望在印太事務上更積極參與的態度。

然而，某一位觀看者明明就是最重要的人物，我們卻常忘記。想想，這些「身體代表權力」的巨無霸人像要給誰看，其中至少有一個目標對象竟是下令製作它們的人，於是我們一般對「宣傳」的認知在此卻出現了有意思的扭轉。

我們這些對何謂「大權在握」一無所知的人常會忽略一事，那就是一個人要確信自己為王為尊其實並不容易。那麼，此處的人像又是要給誰看的呢？某些人認為它們是要向擁有通行權的神職人員與貴族菁英傳達關於法老權力的訊息，提醒他們誰才是真正的主宰，因為任何統治者所遭受最大的威脅通常都來自身邊。也有人試圖提出其他合理解釋，聲稱這些雕像製作出來不是要讓人看，而是要供神明觀賞。那麼我們在此討論的又是什麼樣的觀看者呢？ 無論是貧是富、是奴隸或是自由人，任何走在此處街道上的埃及男女都能看見法老巨像端坐神廟門前，但神廟深處還有更多拉美西斯像，規模之大都與門外雕像類似，而這些地方不會是一般大眾可以自由通行之處，只有祭司和宮廷人士能夠進入。兩尊石像占滿我們的視野，巧妙暗示著只要它們願意在我們面前站立起來，還會變得更大。

其實古埃及與現代類似，很多時候都用「大量」以及「大體積」的形象來展示權力。愈是以浮誇手法彰顯權力，則愈可能讓人感到這權力的基礎不必被認真看待。就是教授，雖然他們的知識很廣博或深入，但是畢竟學有所專，很難符合孔子所說的君子的標準。

這裡指的不只是道德的實踐，而且也應該是知識的發揚。我對這一部分沒有說得很深入。事實上，我覺得亞里斯多德的「equity」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直」作出一個更為廣汎的了解。不過這也就算了，因為這是男女私情的事。

它追求的是最有效的、最適合的方法。事實上，就是基督宗教的神學家們也對《聖經》不斷地做出再解釋，這才使得它能永續發展。

孔子的話有很多都沒有真正得到重視，更不用說實踐。孔子說「君子不器」，他的內心或動機應該與我在這裡所說的十分相近。在西方近代思想史裡，開始拋棄人格神（傳統基督教的上帝）的信仰之後，對於價值的問題就起了很重大的改變，充滿了危機。例如他答應去見衛夫人南子的事，兩千年來，不知如何解釋。

因此一個是價值性的，一個是工具性的。我這樣簡單解釋韋伯精深的社會哲學的理論，因為不是做學術的探討，而是要點出人類使用思考（頭腦）不外是要解決人生意義一類的大問題，或者是要解決現實生活的實際問題。專業的、勞動的知識在孔子看來是用來從事生產和服務人的，不是君子必備的知識。例如他叫我們要「以直報怨」，但是我們卻比較常聽到「以德報怨」，對「直」這個字，不甚了了。

我們使用它來處理我們安身立命的方法。由於工具和孔子所說的「器」相似，所以現在就先從孔子講起

韋伯並沒有把兩者分高下，而且認為所有的人都會使用這兩種理性。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但是顯然的，我們會認為價值取向的知識（像哲學、神學、文學、藝術或史學等等）比較根本，也可能更為重要。專業的、勞動的知識在孔子看來是用來從事生產和服務人的，不是君子必備的知識。相同的，孔子說：「君子不器」。君子具有所謂的通識（禮樂射御書數），是用來領導人的。例如他叫我們要「以直報怨」，但是我們卻比較常聽到「以德報怨」，對「直」這個字，不甚了了。拿廣義的社會地位或經濟階級來作為思考的依據，這是行不通的。

因此一個是價值性的，一個是工具性的。人活著是為什麼？人應該選擇什麼？這些問題的思考，促使思想家們開始懷疑人的理性是不是只夠探索像物理、數學或生物學一類的知識？感情是什麼？它不是不理性麼？人何以能行善？人應該用什麼樣的知識來創造完美的世界，避免人行惡？這就是十八世紀下半以來把知識分為兩種的張本。

韋伯是二十世紀的偉大社會思想家，他把知識（他用「理性」這兩個字，指人用他的心智來追求的知識）簡單地分成兩種（其實是四種，但是我們現在只談韋伯比較關心的兩種）：一個是帶有「價值取向」的理性，它是我們所懷抱的價值或道德信念。文：李弘祺 君子就是不堅持工具性知識 在〈工具、鉛筆與橡皮擦〉一文裡，我主要是想指出不管是什麼學問，都必須以創意或創造力作為它的理想或目標。

只是我們都知道，它就是君子的對立面就是。我們除了解決日常生活經常要依賴知識，用它來解決衣食住行，遨遊太空、探討奈米世界的問題之外，也常常不免反躬自省，問到底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發展原子彈的目的又是什麼？人生究竟又是為什麼？後者就是所謂的價值取向的理性思維。

不過這也就算了，因為這是男女私情的事。例如說，今天大部分的博士教授們對「樂」有修養的人恐怕很少吧。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比他的時代複雜太多了，所以許多專業（像律師、藝術經紀人、教授、企業的董事或經理）人士也可以說是從事君子的職業，只要他們的行為合乎道德的基本要求，那麼他們常常也是社會的意見領袖或人們追求的理想。這樣的看法合乎他的歷史背景，也變成了他對君子的定義。

先替孔子打抱一下不平。其實我很不想以孔子來開始寫文章，簡直就像香港人說的，這是「講耶穌」：講一些不着邊際的大道理，惹人討厭。

我對這一部分沒有說得很深入。當然，中國人對於類似「equity」的觀念並不是沒有發展，例如費孝通（1910-2005）說中國社會及人情關係是一種「差序格局」，這就「equity」有相似的地方。

我們使用它來處理我們安身立命的方法。事實上，就是基督宗教的神學家們也對《聖經》不斷地做出再解釋，這才使得它能永續發展。

歷史上有誰是「器」的代表，那倒還沒有人具體提過。這裡指的不只是道德的實踐，而且也應該是知識的發揚。這一點是不分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的。孔子的話有很多都沒有真正得到重視，更不用說實踐。

但是有的話應該如何解釋，那就很有關係。事實上，我覺得亞里斯多德的「equity」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直」作出一個更為廣汎的了解。

孔子說「君子不器」，他的內心或動機應該與我在這裡所說的十分相近。他們開始覺得光是人的理性不能解決宇宙間所有的問題，特別是與意義或價值有關的問題。

我這樣簡單解釋韋伯精深的社會哲學的理論，因為不是做學術的探討，而是要點出人類使用思考（頭腦）不外是要解決人生意義一類的大問題，或者是要解決現實生活的實際問題。孔子是貴族的後代，嚮往的是以前君子的生活，不要專業的知識或工作。